我一直觉得，藏书之“藏”，在印刷术不发达、全民教育不普及的古代，其辉煌足以遮蔽同时代的读书人之“读”。人类文明的圣火，正是靠了书的维系，才得以一代代传递下来。藏书在那个年代，藏住的是人类另一种口粮，让人不至于在一场场血火交加的劫难后，变得精神萎缩。

古代的藏书世家中，最常为人称道的当是宁波范氏天一阁，这也是至今保存完好年代最久的藏书楼。但我最心折、并私下里认为于中国历史文化贡献最大的，应该是山东济南的伏生。

据《史记集解）云：“伏生名胜。”这个伏胜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大恐怖中夹缝求生活下来的。他所藏之书也就在夹缝里，墙的夹缝。没有明确记载这道墙缝有多宽，却贯穿了足足两千年的中华经学文化。在我很有些勉强地读懂这部中国最古的记言历史《尚书》时，我是知道这件往事的。所以翻着《尚书》薄薄的纸页，我对作为藏书家的伏胜或代号伏胜的藏书家，是充满敬仰的。

中国历史上藏书家的名字是可以成串开列的。我们知道，古代的书籍印刷不能与现代动辄数万数十万册相比拟，每印，多不过数千，少则十数、数十册，分赠亲友存阅。纸质不佳、交通不便亦是困扰书籍流通的问题，当然无法逃避的尚有人力难以抗拒的天灾及战乱。

藏书家做着的是一种薪火传递工作。对一个真正的藏书家族来说，藏书的本身就是一种神圣使命，否则我们很难理解钱绣芸小姐主动求嫁范氏家族，却终生未能获准踏上天一阁、郁郁终了这件事的真正动人之处；我们也同样无法深刻领会王文禄在家中遇火之时，喊出的那一句为后世藏书家奉为圭臬的话：请救书，其它不必管。

然而在古代藏书家的踪影中，我也同样看到另一种轻松甚至带游戏意味的风景：赵明诚、李清照夫妇，藏书不仅在藏而在读，夫妇俩茶余饭后指着书堆，赌某事、某句在某书某页某行，以确切与否决胜负。胜负内的私情亲昵，让人神往心驰。

周春是清代著名学者，他曾藏得宋刻本之《陶渊明诗集》《礼记》，乃称藏书室为“礼陶斋”；后舍《礼记》，改斋名“宝陶斋”；再后将《陶渊明诗集》卖掉，遂改斋名“梦陶斋”。

作为历史文化的受益者，我对前列藏书家中前几位充满敬仰；作为购书、藏书但主要是读书的一个普通人，我更喜欢赵、李及周春三人。

这就要说到我们对书的态度如何了。天一阁的后世主人们保护着阁子，却没有谁能够通读阁中藏书，但正是这样一些人，保证了民族文明薪火不绝。而李清照虽未曾为后世留下藏书遗产，丰厚的学识同样为后人留下个性化的华彩词章。

问题的关键是，在印刷术高度发达、知识高度密集的今天，纯粹的藏书对个人来说有什么价值？我在书店选购书时，曾有为我的挑剔而不满者，称自己藏书已满四壁已逾万册且见书必买从不挑拣云云。我听着，不明白这些藏书对他们意味着什么。

时代的更迭、科技的发展，使得文化传递的重任已不需再靠民间的藏书来完成。那么，做为民间的个人，藏书便是为了读，为了用，为了以书籍的营养，充实自己的灵魂。

在一些家庭，当我从生尘的书架或书籍中取出簇新的书翻阅，却翻出书蠢虫来时，那小小的、白色的虫子每每在我眼中幻化成另一种形象——那是叶公家中龙的形象。